在父亲楚图南百年冥诞的时候，我回忆我十岁前后受到的父亲和家庭的教育和影响，作为对父亲的缅怀和纪念。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父母带着我住在上海法租界劳尔东路一幢三层弄堂房子的三楼。一楼、二楼是房东（在邮局工作的一对忠厚、朴实的中年夫妇）住的，我家租得的三楼是一间居室，二楼到三楼楼梯拐角处的一间亭子间和马桶间。那时父亲还是反动政府缉捕的对象，由郑振铎先生介绍化名楚曾到暨南大学（当时校长是何炳松）任教。记得当时的课是星期四。父亲除了每星期四一早就到真茹上课之外，其他的几乎全部时间都是在家里埋头著译（这一时期翻译整理了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与自由》和惠特曼的《大路之歌》）。父亲著译工作紧张，而生活却很简单。除了星期四早上有炼乳和奶油面包算是对父亲早起到真茹上课的“特供”（我也因而受惠）外，平时都是粗茶淡饭，几乎没有外出游览、娱乐和就餐。
那时我在家附近的存德小学上学，放学后主要的乐趣就是在家里翻书。有一些书是父母为我购买的，以儿童书局和开明书店的书为多。在我十三岁以前父母为我购置的书，至今还能记得的有《木偶奇遇记》、《穷儿苦狗记》、《爱丽丝漫游奇境》、《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昆虫世界漫游记》、《不夜天》、《黑与白》、《五年计划的故事》以及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还有苏联班台莱耶夫的《表》等等。特别是有一本张天翼的童话《秃秃大王》，其中有一个情节给我很深的印象：经营大粪成为大资本家的“大粪王”和经营香水的大资本家合营（或兼并），新品牌就定名为“大粪香喷喷”。大粪王听说有一座类似维纳斯雕像的艺术品，就千方百计出巨资买到手，并且大肆宣传，为这座雕像举行盛大的揭幕招待会。当众多名流仕女慕名前来欣赏这件著名的艺术品时，大粪王当众把蒙在雕像上的绸子揭开。而人们这才看到，在这座精美的洁白的女神雕像的胸前凿了五个大黑字：“大粪香喷喷”。我成年以后读《共产党宣言》时立刻就想到这个情节。这本《秃秃大王》实际上是把政治经济学乃至《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基本常识溶入童话形式中，对孩子认识资本主义很有帮助。这本书或类似这种形式的童话建国后我再也没找到，而我至今对之还很怀念。
在我幼年的读书生活中，除了上述父母为我购置的，还有家中其他能引起我兴趣的书，其中有一些是因为有插图。如《萍踪寄语》、《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还有戈公振的苏联游记等。这些书虽然不能全看懂，但因为所讲的对我是新鲜的、神秘的事物，所以也能引我入胜。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家中的一本又大又厚的申报出版的中国地图集，吸引我的是里面附有一副两种彩色玻璃纸做的眼镜，这是为了看地形图可以有立体感，但从这里开始却引起了我对地图的兴趣。父亲发现了这一点，就给我买了一幅地图拼图版。那是一幅中国行政区图，但每一行省都按省界轮廓彩绘成动物或人物图形，如当时的黑龙江是一头卧狮，山东是卧着的骆驼，湖南是老人侧面头像，湖北是青蛙，广东是一条鱼，下面的海南岛是一个小海螺等等，每省一块，打乱了再从新拼起来，拼对了才是平整的中国地图。我幼年时几乎没有也不追求玩具，但这个拼图版是我百玩不厌的，至今那些动物图像还都印在脑海里，而且由此开始我终生对读地图的兴趣。
在那个时期，据说在儿童中流行连环画（以后又叫小人书）。但父母好像从未给我买过，而我也喜欢一知半解地乱翻大人书，对连环画小人书没有兴趣（这一点可能已经殃及子、孙）。有图画的书是有的，也爱看的，父母给我定了《儿童世界》、《小朋友》，就是每期都从头看到尾，读文也读图。父亲还为我定了一份《儿童新闻》（名称可能不确），是八开的铅印小报。一次在报上有则小广告，说寄几角邮票到上海邮政信箱多少号，就可得到一本“图画历史故事”。我向父亲提出，立刻得到支持，给我邮票、信封，叫我自己去办。我发出了有生的最初一封信，几天后，果然寄来了“图画历史故事”，是一本书名叫《巴黎公社》连续的木刻画。这本幼年时十分喜爱的“图画故事”，至今我还保存着。（前几年我和《中国连环画》社的同志们提到这件事，他们把这本《巴黎公社》拿去了，在《连环画艺术》（九○年十六辑）上发表了选图和介绍文章。）父亲由此看到我对版画的兴趣，又给我了《死魂灵插图》、《引玉集》等版画集，到昆明后又给我《西班牙的黎明》、《西班牙的血》等。（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这几本版画我也和《中国连环画》提起，他们也拿去也在刊物上选登和介绍，并且作为那一期杂志的封面。）
前面提到那个时期家里“几乎没有外出游览娱乐”，但也还外出看过电影。电影记忆最深的是《渔光曲》、《大路》、《迷途的羔羊》等，因为家中还有百代公司出的这几部电影的主题歌的唱片。（放这些唱片时，有时父亲也跟着哼哼，特别是《大路歌》，父亲随着唱片开头的“嗨哟、嗨哟、嗨”的号子声后，往往就串调为“依呀嗨哟、依呀嗨哟”，——这是伏尔加船夫曲开头的号子。）但有一次外出看电影是特别难忘的：有一天晚上，父亲就宣布第二天要去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看纪录片《阿比西尼亚》，当时法西斯意大利正出兵要以武力并吞阿比西尼亚（今称“埃塞俄比亚”），而阿国人民和皇帝塞拉西正奋起抵抗，这些事和中国东北人民和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日一样都为我这样的孩子所熟知，而且这些反侵略战士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因而一说要去看电影《阿比西尼亚》，对孩子来说简直兴奋得夜不成寐。第二天一早父母带着我辗转乘电车到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但到戏院门口一看橱窗玻璃全被砸掉，海报全被撕毁，从关着的铁门往里看是一片狼藉，（——回家以后看报才知道意大利水兵昨夜捣毁了剧院）。电影看不成了，孩子的失望和愤怒可想而知。父亲没有说很多话，只是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一直到北四川路底虹口公园门口，那里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半开的铁栅门里停着装甲车，父亲隔着马路指给我看，站岗的日本兵立刻向我们凶相毕露地要有所动作。我们怀着无比的悲愤走开了，我们知道，法西斯意大利是法西斯日本的盟国，而日本也正在侵略我国。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和教育是很深的。约一星期之后，父亲告诉我上海大戏院（可能是苏联新闻处办的）修复了，明天第一天恢复开映。第二天又去了，放的电影是《予打击者以打击》，是张鼓峰事件（红军打击日本越界挑衅）的纪录片，当银幕上出现红军乘雪橇冲下来全歼日军时，全场掌声雷动，孩子们更是兴奋得喊起来。回家以后，带着这两次电影事件的强烈感情，我当天就写了一首“诗”，其中呐喊：“东北是我们的”，“我们要报仇要收回失地！打倒民族的仇敌！”这幼稚的但有着强烈感情的诗不知怎么后来登在昆明的一份诗刊上（可能是父亲的朋友看见拿走了）。前两年一位云南的朋友看到了这首“诗”，把它复制了寄给我。它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时调》半月刊创刊号，题目是“东北是我们的（儿童诗）”署名是“楚吉清（八岁）”。（“吉清”是我当时的名字，因为我生在哈尔滨，而当时哈尔滨是属吉林省。）
父亲带我出去的另一次是“八一三”抗战开始以后。那次是到苏州河南岸隔河看四行仓库。谢晋元团（以后被称为“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在日寇的包围中固守在那里。确实如以后一首《歌八百壮士》的歌中所唱的“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迎风飘扬”。这对一个孩子的震撼和教育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以后，四行孤军撤到租界内，租界当局把他们解除武装集中在一个小公园内，（人称“孤军营”），因为离我家不远，我还独自跑去隔着铁丝网看这些战士。到大后方后，父亲还特别带我去看电影“八百壮士”。这也是我童年生活中印象最深的一页。
以上是对我在父亲身边童年生活特别是文化、读书生活的片段回忆。父母专为我买的最后一本书是我十五岁生日时给我的《马可波罗游记》，是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母亲用毛笔恭楷在扉页上题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吉清十五岁生日”。这是一本硬皮的精装书，书已经找不到了，但这个题字经常激励着我，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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